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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五常:比知识更重要的,是健全多元的思维方式

2022-11-21 13:48 先知书店、新校长传媒

摘要:美国社会学家,斯科特·佩奇说:“一个人是否聪明不是由智商决定的,而取决于思维模型的多样性。”

据说奥派经济学家约瑟夫·熊彼特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,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,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。这批评有点道理。

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,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;其后就再没有什么重大发现——虽是昙花一现,但这“一现”却是非同小可。

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,屡见经传:可惜他天赋之高,远超世俗,要学也学不到。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,他们也可照样推理。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,跟他们有什么相干?不自量力,以此为最。

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。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,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。

但正因为这个缘故,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。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。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,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。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,与我们无关。

在大学念书时,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。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,我就转作旁听生。

有一次,杰克·赫舒拉发在课后来问我: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,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?我回答说: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,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,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。

我这个偷“思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,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,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。

这些师友中,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。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,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,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。

但因为被我偷“思”的人很多,我就综合了不同人的方法,作为己用。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,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,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。

思辨,绝不应被成见所左右

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,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,或将“自己”放在问题之上,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。

思考是绝不应被成见左右的。

要“出风头”或者“领功”是人之常情,但在思考的过程上,“自己”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。“领功”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。在推理中,你要对不同的观点做客观的衡量。

有些人认为弗里德曼好胜、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,这是错的。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,但他认错更快。因为他认错太快,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。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,没有一个推理是将“自己”加上丝毫重量的。事后“领功”是另一回事。

同样地,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,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,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。任何高手都可以错,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,不可以尽信。

当然,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,值得我们特别留意。

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,较小心地去衡量。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,就是对的。

高手与低手之分,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,后者肤浅而狭窄。

我一向都佩服亚当·斯密、约翰·穆勒及阿尔弗雷德·马歇尔等人。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,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,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,若非如此,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。

关于发问,什么才是好问题?

问题问得好,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。在“读书的方法”一文内,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。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,有几点是要补充的;

第一,问题要一针见血。

这是弗里德曼的拿手好戏。你问他一个问题,他喜欢这样回答: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。他一改,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,十分清楚。

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,就是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,务求达重点的所在。

举一个例子。当弗里德曼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,我问: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,人们就觉得沉闷?弗里德曼答:你是要问,是否时间越多,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?

这一改,就直达经济学上的“边际效用递减”定律,他无需答我,答案已浮现出来了。

第二,问题要问得浅。

这是阿尔钦的专长。谈起货币理论,他问:什么是货币?为什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?

当经济学界以功用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,阿尔钦问:“什么是功用?什么是量度?我们用什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?”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。

我自己的佃农理论,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。

我问:既然生产下降,租值就应减少了,为什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?我再问:假如我是地主,我会怎么办?假如我是农民,我又会怎么办?

第三,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。

在我所知的高手中,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,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。

学生问他一个问题,他可能回答:这问题不重要。于是就想也不再想。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,他就从座上站起来。

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大难。你要问: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,我们会知道些什么?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什么关联,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,那问题就无足轻重。

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,而且是蠢问题。什么是蠢问题?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,没有其他的可能性,那就是蠢问题。

弗里德曼就下评语:愚蠢的问题,得到愚蠢的答案,是应有之报。

逻辑和预感,两者互补,缺一不可

逻辑是推理的规格,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,非逻辑不行,思考就会受到压制。

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,不知所谓;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,往往把预感抹煞了,以致什么也想不到。

逻辑学,尤其是数理逻辑,是一门深奥的学问,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,就会弄巧反拙。

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波普尔辩论的书信。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。在这辩论中,我以为波普尔胜了一筹;但在科学上的贡献,他却是藉藉无名的。

逻辑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,却不是思想或见解的根源。

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,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。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,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,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。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。他们都怀有实学,思想快捷,但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。

纯以预感而起,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,有了大概,再反复以逻辑证实,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。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,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。

那些主张“演绎法”或“归纳法”的纷争,不宜尽听。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,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,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。

思考,不止专心,还在于及时转换角度

任何思考上的问题,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,换言之,同样的问题,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。

第一,茅塞可以顿开。

茅塞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,是每个人都常有的。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,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浅而重要的发现。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微转变一下,可能茅塞顿开。

第二,角度可以衡量。

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,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。

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,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。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,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。

当然,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。

第三,角度有远近之分。

在思考的过程中,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,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,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,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。

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,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——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。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,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,我们会很难知道要点。有了可靠的要点而再分析细节,准确性就高得多了。

思想一集中,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,重视细节,这是一般的习惯。善于思考的人会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。

思考陷入瓶颈,可暂时搁置

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,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,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。

拼命想时想不到,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,是常有的事。

我们可以肯定的,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,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。以前想得越深,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。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,可以置信。

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,时间并没有白费,将问题搁置一旁,过些时日再想,可有奇效,就是不再想,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。

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,跟其他专业一样,熟能生巧,可以告慰的,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深奥,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浅。

美国社会学家,斯科特·佩奇说:“一个人是否聪明不是由智商决定的,而取决于思维模型的多样性。”

这与张五常老师所带给我们的思考方法殊途同归,多元的思维方式,要比学习更多的知识更为重要:只因它能够找到不同领域所面临的共同问题,让每一个人都能寻找到问题的答案。

世界上的许多不同领域的问题,从本质上都是关乎于人,只不过相同的问题在不同行业出现过,所以配上了不同专业术语的外衣。

作者 | 张五常,中国香港经济学家